从高考“破冰”之初人们求知欲的大爆发，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在跨越世纪的过程中，高考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诘问、质疑、反思

　　6月，又是一年高考季，又一代人正在为梦想和未来做着关键的一搏。

　　1966年6月，中国终止了高等院校的招生制度，1977年10月，被废弃了10年的高考伴随着邓小平复出而重出江湖。如今，恢复高考已经34年，作为一项一年一度必然发生的教育盛事，一直伴随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影响着这个国家和民族，并改变了这个庞大国家无数人的命运。

　　然而，随着北大学生卖肉、清华毕业生修车的新闻屡屡见诸报端，高考能否改变命运，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拷问，有关是否应废除高考的争议也频繁出现在报端、网络。

　　1966“文革”洪荒高考没落

　　在那个“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狂热年代里，高考制度也没能幸免。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而且，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因此，必须彻底改革。

　　紧接着，6月18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传播了这次会议的精神，提出废除高考制度，“要彻底把它扔到垃圾堆里”。就这样，高考在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被当作垃圾一样丢弃了，而且这一丢就是10年。

　　“1976年我刚高中毕业，就被分配到北京郊区平谷县的一个小半山村，每天的工作就是下地出工，干农活，吃住都在农民家里，因为正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于书籍课本完全接触不到，对自己的未来也充满着怀疑。”曾经的下乡知识青年，现任北京日报海外版编辑金鸣如是感叹。

　　“在当时的农村，衡量一个人价值的大小只有一个标准——体力。体力强，挖的树坑多，挣的工分就多。知识、才华和能力只偶尔在办大队广播站和公社文艺汇演时得以展露，然而，这些都是业余的和义务的，与工分无关。由于我们插队处在上山下乡阶段的后期，两年后就具备招工回城的资格，所以，当地干部老百姓也没想正经重用你。”当年也曾是上山下乡队伍中的一员，现任中青在线CEO刘学红也同样感叹。

　　在这10年中，无数青年的热血被埋没，无数志士的梦想被掩盖，中国的人才在这10年中形成了空白。国民生产总值由明朝鼎盛时期占世界的1/5，辛亥革命时期的4%，一跃而跌至2%。

　　1977水深火热重出江湖

　　伴随着邓小平的复出，1977年，数百万学子为此狂欢。10月12日，国务院批准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城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考生要具备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就这样，高考重出江湖。

　　而此时出现的一个状况令所有人都感到惊讶，泱泱大中国，竟然连考试的纸张都不够，面对此况，邓小平毅然决定将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计划暂时搁置，调配相关纸张，先行印刷考生试卷。可想而知，当时的中国处在一个怎么水深火热的阶段。

　　重新恢复高考的消息一出，瞬间点燃了数百万学子被掩埋已久的激情与梦想。1977年全国报考人数达到570万，因10年文革积累了太多的人才，1978年，报考人数达到610万。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高考，金鸣很激动，但也有些畏缩，近两年的农村生活让他对自己的知识缺乏了信心，就这样与高考擦肩而过。

　　同样是下乡知识青年，刘学红与金鸣则有着不一样的命运选择，“在不知道恢复高考之前，摆在我们面前的路，其实只有一两条，一条是当时先进知青的选择扎根农村，另外一条就是按照政策，两年以后招工回城，而我最期待的就是后者。”

　　令她意想不到的是，她还有机会参加高考，还有机会选择另一条路。“这个路是当时没有想到的。”就这样，刘学红参加了1977年10月恢复高考后的首次考试，并且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也因此改变了她的一生。

　　34年过去了，像刘学红这样的“老三届”如今已成为了这个国家的中流砥柱：为官，有现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等;从商，有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董事长孟晓苏，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等;为学，有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著名学者雷颐等;从艺，有著名导演张艺谋、陈凯歌，著名画家罗中立等。他们或擘画国家的发展，引领民族的航向，或推动着大中华的经济腾飞，或传乘千年文明，开创时代新学，成为一个时代的拐点。

　　1993经济围困天之骄子

　　1977年之前，中国一直实行的是“免费上大学”的政策。不仅如此，当时经济困难的学生还可以申请人民助学金。恢复高考之后，虽然有部分“收费走读，不包分配”的大学生，但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又做出规定：“可以在计划外收少量自费生，学生应交纳一定数量的培养费”，但当时的学费却非常少，占家庭收入的比例也非常低。

　　1992年6月，国家教委联合有关部门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完善普通高等学校收费制度的通知》。学杂费占高等教育成本的比例开始大幅度上升，由1992年的4.34%跃升为1993年的12.12%。此后，由于实行收费“双轨制”带来的一系列不公平状况，1993年起，开始进行招生并轨和缴费上学，对所有被录取的学生实行收费上学的尝试。

　　1997年，全国所有高校基本完成招生并轨和学生缴费上学改革。1999年，《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决定》规定，高校收取的学费最高不得超过生均培养成本的25%。

　　2007年初，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公布的《“十五”期间中国青年发展状况及“十一五”期间中国青年发展趋势研究报告》显示：目前的大学学费一般在5000元到1万元不等，比起1989年增加了25-50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只增长了4倍。如此高的收费触动了公众的神经，很多学生家长对此表示不满。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腾讯网新闻中心，曾于2007年联合开展的一项有18523人参与的调查显示，86.1%的人认为大学学费“太高了”。

　　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张保庆曾在很多场合说过，“现在的大学学费已经超过了老百姓的经济承受能力”。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也撰文指出，据测算，1999年以来我国普通高等学校生人均学费占人均国民收入的比例一直维持在50%上下，远高于发达国家20%的水平。

　　2004年考入上海海事大学自动化专业的谢成林，因家庭条件有限，四年大学的学费他都申请了助学贷款，到现在已经毕业3年了，由于工作一直不理想，连学费的贷款都还没有还清。“像我们这种普通农村家庭的孩子，父母赚一年的钱，也就刚好够我们上学吃穿用的，有的家里孩子要是多，还得靠借钱，为了给父母减轻负担，我只好自己来承担这高昂的学费了。”

　　1999扩大招生遭遇贬值

　　1998年11月，经济学家汤敏以个人名义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建议书《关于启动中国经济有效途径———扩大招生量一倍》，建议中央扩大招生数量。该建议被中央采纳之后，中央很快制定了以“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为目标的扩招计划，由此拉开了大学扩招的序幕。

　　1999年，当年招生人数增加51.32万人，招生总数达159.68万人，增长速度达到史无前例的47.4%，之后2000年的扩招幅度为38.16%，2001年为21.61%，2002年为19.46%，到2003年，中国普通高校本专科生在校人数超过1000万。

　　然而，随着2003年扩招生毕业，大学生就业难、薪资下降、文凭变得不值钱等诸多问题开始爆发，人们开始反思：扩招，究竟给社会和大学生带来了什么?

　　首先，扩招导致教育质量下滑，基础设施不足。以北大为例，1999年，扩招导致北大宿舍吃紧，部分学生需要自行解决住宿问题。2002年，北京市教委对50所高校做过一次调查，发现65%的学校由于师资力量缺乏所以没有能力继续扩招，86%的学校出现了硬件不足和经费短缺的问题。

　　同时，师资力量的缺乏导致了学校教学质量的大幅下滑。以湖南为例，从1998年到2005年，高校在校生数量增加了4.2倍，而教师数量仅仅增加了2.1倍。师资力量严重滞后于学生增长速度，但是如果快速扩大教师队伍又会影响师资水平。

　　最严重的恐怕应该是大学生的就业问题。“5000大学生竞聘洗浴场，4成愿当搓澡工”，“济南5名大学生掏粪工正式上岗”，“大学生当泉水搬运工”，当诸多大学生就业惨况的新闻见诸报端时，大学生就业难已经成了社会的一大难题。

　　根据教育部门的统计，2006年大学毕业生在离校前后的就业率大约为70%左右。而当年的大学毕业生是413万，30%没有找到工作，就是有120多万大学生在离校时还没有就业。

　　当大学生曾经被人捧为国宝级的“大熊猫”，如今被调侃成了“街上的野猫”时，人们开始意识到，扩招，是否该继续进行。

　　2006年，国家提出高等教育的发展要切实把重点放在提高质量上。2007年，国家教育部部长周济说：高等教育仍将继续扩招，但是幅度将大大放缓。进入2008年，全国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计划为599万，增长幅度仅为5%，同时，教育部开始对扩招进行反思，并且首次表示1999年决定的全国高校大规模扩招太急促。

　　2010毕业学生剑走偏锋

　　当大学生就业形势日渐严峻时，大学生创业开始步入人们的视线。

　　2010年5月10日，教育部下发文件，将创新创业教育纳入专业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教学计划和学分体系。教育部还将会同科技部建设一批“高校学生科技创业实习基地”，为创业大学生提供场地并减免1年房租。

　　另据了解，北京市近3年划拨了2505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开展4000项大学生科学研究与创业行动计划，目前已支持完成2000余项。而上海市早在2007年，就开设了资助额度为5-20万元人民币的“大学生创业企业信用担保基金”。其他省市各大学，也都有一些相应的鼓励大学生创业的优惠政策相继出台。

　　一系列促进大学生创业优惠政策的出台，使得大学生在选择就业之余又多了新的选择途径，也因此涌现了一大批大学生创业明星。有2009年中国大学生创业首富、浙江理工大学学生金津;有19岁就开始自己创业，将LED节能环保灯泡卖进世博会的王博豪;也有开特色小店，靠“机器人”掌厨的美女老板周子来……

　　这些创业明星的成功不仅成为了大学生们学习的榜样，还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大学逐渐被学生们视为连接社会和课本知识的桥梁，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社会实践能力的培训场所。

　　高考“破冰”何去何从

　　从高考“破冰”之初人们求知欲的大爆发，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在跨越世纪的过程中，高考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诘问、质疑、反思。

　　有的学者认为，统一高考不仅公平、公正、公开，可比性强，而且节省人力财力物力，在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社会安定团结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教育制度，有其长期存在的价值和必要。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著名学者雷颐在《恢复高考三十周年反思》一文中表示：这一段并不遥远的历史提醒我们，应当“珍惜考试”。不问家庭出身、背景的考试制，把个人的能力、才学放在首位，无疑是对把家庭出身、背景放在首位的“身份社会”的否定。而推荐制的实行，恰恰是使一个阶层可以相对流动的社会向阶层壁垒森严的“身份社会”的倒退。

　　著名作家肖复兴也曾发表看法：中国的考试制度，历史绵延时间很久，虽有种种弊端，却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之一。从历史角度衡量，这样的考试制度为朝廷选拔人才，也为平民子弟鲤鱼跳龙门提供了一条有望出头的大道。在近代生活中，从某种程度而言，高考制度依然是这样考试制度的延续，不仅维系着考生，也维系社会心态的平衡。

　　对此，多数考生家长都表示：高考是给孩子们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尽管仍存在一些弊端，但还是功大于过。特别是出身农村的孩子，参加高考成了他们改变人生的一个重要途径。

　　而另一方面，“一考定终身”，教育产业化，高昂的学费，庞大的大学生失业群体，种种社会教育弊端又都直指高考，直指中国教育，主张废除统一高考的观点也十分尖锐。

　　有的学者认为当前最为迫切的任务就是及早废除全国性统一的高考体制，这样的改革“对于后代无疑是功德无量的”。现行的高考制度已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障碍，它背离了市场经济的公平、公开、公正原则，应该被废止。

　　“现有的高考方法，在有限的时间和有限的科目中，很难全面反映出学生的素质状况，有可能使真正优秀的学生落榜。”不少人怀揣着这样的担忧。

　　不仅如此，有学者表示：很多学校为了追求升学率，加班加点，对学生实施“填鸭式”教学，课堂教学大容量、满堂灌，课后搞题海战术，不仅使绝大多数学生严重超负荷，而且忽视了学生的动手创新能力，给学生的身心健康带来极大的危害，创造能力被削弱，结果是国家的创新水平下降，科学技术落后，最终导致综合国力的减弱，国家的繁荣富强只能是一句空话。

　　尽管人们对高考的争议不断，但有一种事实是客观存在的：34年来，高考改革一直在进行，探索从未停止过。从标准化考试试验，到试行保送生制度;从高校招生计划并轨，到高校扩招;从强调考能力的“3 X”，到北京、安徽春季高考;从高校自主招生，到部分省市自行命题等等，改革一直在推进。特别是近年来实行招生“阳光工程”，国家启动考试立法，改革更是向着纵深迈进。

　　“虽然改革有得有失，不可能对高考所有的弊端‘药到病除’，但从总体上看，高考改革正朝着科学、公平的方向发展。”教育部考试中心(自考办)主任戴家干如此点评高考与高考改革。

　　在目前中国高等教育供需矛盾仍比较突出的情况下，确保教育机会公平乃第一要义，可见统一高考存在的根基并未被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