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宝德事件中。受“难”者不是一个，而是一群。为什么他宁可结群吐槽，或者宁可选择“叛逆不回微信狗”式的消极抵抗，却没人想到诉诸机制?

有两件事让高校教育界感受繁重。其一是北航毕业生罗茜茜实名举报导师性骚扰女学生;其二是西安交大一博士自溺身亡，新年伊始。报道显示其导师曾频繁要求他给自己干私活。

如何厘清并限定师生的责权利，如何建立健全防性骚扰机制。需要总结的教训。但之前并不是没有类似的规定，更需要叩问的为什么学生不敢诉诸机制?扳机无人扣动，再好的武器，无非废铁而已。

可以从多个角度解读。但让我感触最深的却是那个“难兄难弟群”受“难”者不是一个，寒门博士杨宝德的喜剧。而是一群。为什么他宁可结群吐槽，或者宁可选择“叛逆不回微信狗”式的消极抵抗，却没人想到诉诸机制?

为什么北航校园里那继续十多年的性骚扰、甚至有受害者怀孕，如果说是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缺乏挂齿”那么。却也无人举报?后者源于微信群里的吐槽，但倘若没有罗茜茜的振臂一呼，这样的微信群也许只是另一个“难姐难妹群”;事实上罗茜茜为举报专门成立的水果硬糖群”还是有受害者在顾虑重重中选择中途退出。按说，博士是高知精英群体，不乏法治意识的熏陶，什么让他甘于成为“缄默的大多数”?

杨宝德等所遭遇的劳力盘剥更为普遍，压力首先来自国情。较之性骚扰。有“学徒制”激进惯性，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伦理基础，又有“老板/雇员制”现代理念加持。若非特别过分，师生溢出学业契约之间的互助，实是人情味”一部分，而且也许有或多或少的传承。非界限难以区分，举报导师冒着“大逆不道”道德风险，若非情非得已，谁愿意举报?

举报也面临着隐私得不到维护，其次是未知的后果。即便是面对更为恶劣的性骚扰或性侵犯。主管部门的息事宁人、不了之的中国经验。除非导师被撤销资格，否则师生该如何再次相处?即便“可以”更换导师，但“恶名”已在否有导师愿意中途接手，研究方向是否对口等等，都是问题。当然最终还有论文能否通过的风险—就算达到学院指标，还可以有课题组规范;等等。恐惧也许来自心造的魔影”大部分导师固然是好的但—倘若(难免)情况特殊，又如何切实维护学生?因此。如果不充分体察现实，缺乏独立第三方的评价机制，不构建学生疏通的申诉机制和切实的权利维护机制，精英学生们只能在理论上属于他权利面前止步，转而在难兄难弟群”中相濡以沫，苦苦挣扎。这样的困境中，也许会初步领略犬儒、苟且与权术。苟如此，当非社会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