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汪容接受了香港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前往就读国际商业和环球管理专业，而放弃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微博) 的录取机会。

和汪容同届毕业于上海中学的理科状元袁鸿杰，原已被复旦大学自主招生预录取，最后他放弃了复旦就学的机会，而选择了香港大学经济金融专业。

以上案例不过是全豹之一斑。

今年香港大学共收到内地考生12438人报名，同比增加2076人，为历年最多；最终录取363名，录取比例达到1：35。

向往港大的内地学子们殊非等闲之辈——在最终被录取的这363名学生中，有21人为全国高考“省市状元”，比去年增加4位。

其中，10位是省级状元，分别来自辽宁、上海，甘肃、海南、湖南、江苏和云南；另有11位为市级状元。此外，还有许多为高考单科状元。

如果说高考报名人数的减少，还有人口统计学上的原因和复读学生减少的影响的话，那么高考状元们的最终选择，可是硬碰硬的高校综合实力的较量结果。

袁鸿杰说：“港大最吸引我的是全英语(论坛)教学。”仅仅这一点，绝大多数内地高校就难望其项背。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更是不客气地指出，由于我国内地考生没有太多选择权，所以高校普遍不重视学生的权益，也忽视教育教学质量，这导致学校办学质量日益走低，与境外高校的差距也越来越大。

其实类似的新闻年年都引起热议，人们热望内地高校由此进行反思，改善办学模式，提高办学质量。但看到的结果却是，顶着“一流”桂冠的高校们推出各种录取优惠、不惜恶性竞争以争抢生源；教育部门则出台政策限制内地考生的选择权，比如港校自主招生必须在内地高考提前批录取完成等等。

高校的不思进取和行政的强力管制互为因果，形成的恶性循环甚或阻碍了少数清醒者的锐意改革。承担国家教育体制改革中“完善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课题试点的上海某高校，在制订新的大学章程时，面临的困境是学校治理结构的设计依旧由行政长官说了算。而高举自主办学大旗的南方科技大学，在最为关键的招生录取环节上，也不得不与教育行政部门妥协，把本想摈弃的高考成绩重新作为评价的基础。

必须看到，全球化在各个领域成为趋势，高等教育资源的跨国界配置与共享已是大势所趋。

继国外和香港高校在国内招生放开之后，台湾高校也从2011年开始“登陆”并逐渐加大招生力度。对此视而不见的“鸵鸟主义”又能维持多久？

2011年，香港大学一位教授在成都招生时曾说，“没有好的学生，好大学的牌子就保不住”。

这应该是所有大学的共识。在境外高校强有力的竞争面前，国内的高校们将如何应对？提醒一句，“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放之四海而皆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