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各省高考志愿填报工作正在陆续进行，「志愿怎么填?」成为了家长和考生最关注的议题。

这是每个考生都会面临的重要选择，也是他们对人生、理想、职业发展的命题....面对这一问题，清华大师们曾经如何做出自己的选择?在专业选择、读书方法、为学态度上他们能给予我们怎样的启发?

假如清华大师上知乎，他们的回答可能是这样的......

Q1

有关专业报考的疑惑

谢邀，刚出实验室，抽空回答下。

先说结论：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谈谈自己的故事吧。我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四叔是国学大师钱穆，当年我考清华的时候，国文和历史两科都是满分，本来我应该像四叔那样成为一代文豪，结果我入校的第二天，“九·一八事变”爆发，看到日军的飞机大炮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我下定决心要学物理，只有靠物理，靠实业，我们中国人才能不被别人欺负。

可那时物理系系主任吴有训偏不答应，我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每天到他办公室门口等着他来上班，软磨硬泡了一个星期他才答应允许我在物理系试读一年，如果数理化三门课成绩低于70分，就要转系。那个时候我几乎不眠不休，疯狂学习，有个叫华罗庚的同学，每天和我较劲，比谁起得早，比谁背的书多。就这样，我不仅成功留了下来，还成为物理系最优秀的学生之一。

后来我到加拿大留学，专攻弹性力学。后来听闻我国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我立刻从美国喷气推进研究所辞职，回到祖国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力学专业。那个时候见到中国和美国在这个领域的差距如此之大，我一个星期上17堂课，还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兼课，就是为了把知识传递给更多的人。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决定采用苏联教材。那时俄语翻译急缺，我不得不开始学习俄语并且负责俄语教材普及推广工作。70年代，我国自主研制的坦克在作战时明显吃亏，防护能力差、行进距离短，因此我带领攻关小组，从头学习电池的知识，历经三年的辛勤探索，终于研制出符合作战要求的新型坦克电瓶，不仅体积小、电力足，而且启动次数达到2000次。

工作中的钱伟长

我这个人，搞什么学什么。26岁学力学，44岁学俄语，59岁学电池知识，所以有的人叫我“万能科学家”，我没有专业，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好了，就说这么多，回答有点长哈，能看到这里的都是特别优秀的学子。

希望你们能和祖国共同进步，把个人青春融入到祖国发展的历史洪流中去!

Q2

有关从事社科研究的长远准备

这题我来答～

读书做学问讲究「四勤」。

第一是「脚勤」。我的「脚勤」不为健身，而为治学。改革开放以来，我20多年间每年有1/3时间在途中，在当时交通条件还不发达的背景下，我二十七次回访江村。我觉得，无论是搞自然科学的，还是搞社会科学的，都要深入田野，这样，才能使理论真正对社会有用!

二是「脑勤」。光脚勤还不够，还要将脚上功夫汇集于脑中，使之得到整理和升华，「事迹易见，理难相寻」，脑指挥脚嘛。在我看来，我这一生所走过的路大体可以表达为：「江村―小城镇―中小城市―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同时，我所探索的思想路径也可以表达为：「江村经济―行行重行行―文化自觉―天下大同。」这就说明行动与思想两者之间具有高度的重合性。我后来提出的乡村工业发展、差序格局、文化自觉思想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提法，都是在汽车上、在马路边、在农户家中酝酿和逐步成形的，都是来自于实践而高于实践的思想结晶。

三是「手勤」。我这一生一直在写文章，解放前我出版了100多万字的论著，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间，我又写成了300多万字的文章。1947年我在西南联大开设《乡土社会学》一课时，讲义偏向故事化、口语化，趣例多多，别有风味。《世纪评论》杂志和我约稿，我也就随讲随写，随写随寄，随寄随发，一共发了14篇，成了我《乡土中国》一书。之前提到的《行行重行行》一书，也是我「跑一个地方，写一篇文章」的结晶。每年冬天是我集中写作的时间，那时我才终于有时间放慢脚步，把脑勤的成果通过双手呈现出来，提出些理论思考和政策建议。

四是「嘴勤」。古人云：「文为心声」。改革开放以来，我担任过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因此便有机会借此平台为国为民大声疾呼，向国家建言献策。我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上出过些力，也全力促成了小城镇建设成为国家战略并在20世纪90年代在全国推行，我建议农民工可以「离土不离乡」，也强调国家要重视边区开发，并且全力支持浦东开发等等。1990年我提出了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建议，这与你们现在所说的长三角城市带、新丝绸之路等发展战略的出台都有一定的关联。

在我看来，读书做学问最重要的就是这「四勤」，养成这「四勤」的目的也不只在学问，更在强国富民，因此作为一名中国的读书人，读书治学首先要抱定的就是济世匡民的目标和决心。

Q3

有关选择经济学专业的时代思考

对这个问题我的确有点发言权。

首先谈谈我对于经济学的理解吧，一言以蔽之：经济学是致用之学。

我从自己为什么选择研究经济问题谈起。

我年轻时正是「五四」运动时期，大概是受到「经济救国」论的影响，对经济热心起来。我小时候上的是私塾，其中讲到要使国家强大，就要使国家富裕起来。这样，我便对经济问题产生了兴趣。当然，还有个原因哈，就是私塾不教数学，我的数学不好，担心将来学不好科学技术。

1927年夏天，我得到清华的聘书，前往经济系任教，第二年，我被聘任为清华经济系主任。我先后开设了经济学原理、经济学说史、财政金融等课程，思考着经济上如何救国的问题。虽然经济学是近代从西方引进的，但我那时候致力于将经济学课程中国化。30年代，面对经济学教材全部都是英文版的状况，我打算写一部《比较预算制度》，但是书还没有完成，卢沟桥事变爆发，在战乱中我们暂别清华园，加入西南联大，继续教学。

在这次搬迁中，《比较预算制度》未完成的书稿和参考资料不幸遗失，这也是我的一个遗憾。抗战八年，随西南联大辗转于长沙、昆明。那时候，我的研究集中在对国内时局尤其是经济形势的分析上，在经济体制、交通、贸易、税收、金融和币制等方面为国家经济工作想对策。后来清华复校后，我开始把自己所学经济学的学术体系更多地和中国的现实相结合。

我对我的学生们说：治学如筑塔，基础须广大，然后层层堆建上去，将来总有合尖之一日。所以，我要求我的学生在经济系课程之外，大量在政治、历史、社会、心理、哲学、数学等领域选课。有许多学生出国学习，我也很高兴为学生们写推荐信，我期望他们承担起为我们的国家摆脱贫困、振兴民族的重任，也会让出国的学生们讲在国外所学、所思，交流互动促进学术沟通。

正文就到这里了，有兴趣的小伙伴还可以阅读我的《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等专著。

很高兴看见评论中大家的热情留言。送给大家一句话吧：经济者，经世济民也。无论你是否选择经济学，都希望你不辜负自身的才华，钻研透彻一门学科，求真求实，为国家、为社会做出成绩。

Q4

有关成为工科生的「自我修养」

谢邀，刚考察完几个省份的水电站。自己在清华执教多年，专业对口，我最自豪的就是自己是一名工程师，通过自己的故事来回答一下这位网友的问题。

1、不断学习新知识，提升自主动手能力。在工程技术领域，如果停滞学习的步伐，就永远只能跟在别人的后面爬行。在水利工程上，绝不能单纯依赖计算机算出来的结果，水是流动而变化的，即使你已经设计了100座大坝，第101座对于你依然是一个「零」。记得刚到清华任教时，国内尚无水工结构专业课，我因此创建了国内的水工结构和水电工程学科。当时没有教材，《水工结构》等教材是我在教学科研的过程中编写的讲义基础上形成的。1952年，清华将教学模式中的「毕业论文」环节改为「毕业设计」，我同苏联专家、年轻教师共同试做和体验了整个毕业设计的过程，通过这次学习苏联的经验，我认为经验学习对于国家水利建设人才的培养是重要的。

年轻时的张光斗 编者注

2、理论必须要联系实际。知识必须灵活运用于生产任务中才算掌握。我常鼓励学生们走出去，到工地上获得真本事。理论计算、设计图纸，必须在实际中得到落实和验证，如果现场施工控制得不好，再好的设计也是白费!在园子里，我在「小运河」上主持修建了一个小型水电站，希望便于学生实践，我的大部分学生都会在这里学习。1958年，我刚从苏联学习考察归来，就赶上了水利工程系的「真刀真枪毕业设计」。作为总负责人，我制定了毕业设计的计划、进度分工，终于成功带着水利系的师生们，完成了密云水库一年拦洪、两年建成的任务。

1959年毛主席视察密云水库 张光斗为右一 编者注

3、摆脱局限，提高创新意识。我也鼓励学生们独立思考，当学生们在课堂上回答问题时，若只是按照书本一五一十地回答，我顶多给3分;如果有自己的见解和分析，即便尚显幼稚，我也一定要给5分。1980年起，我尝试在水利工程系进行教学改革，采用研讨班的形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的意识。但我发现，实践效果并不理想，因为学生们阅读文献少，还是习惯于听课，不善于思考和讨论，我们的教学改革还是任重而道远啊。

最后，我提醒大家：做一个好的工程师，一定要先做人。正直，爱国，为人民做事。我都希望自己的每一届学生他们能将这句话作为座右铭。

祝题主学业有成，早日成为一位优秀的工程师。

高考志愿怎么填?

「谢邀，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2020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作为一届不平凡的考生

迈入大学校园是成长的重要一环

希望同学们能不负「学长们」的嘱托

个人发展的同时追求更高的理想目标

让青春在祖国更广阔的天地中绽放!